吴有训(1897-1977)，字正之。高安市荷岭乡石溪村人。现代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1912年入瑞州中学，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1921年远赴重洋赴美攻读物理学，将主要精力集中在X射线散射光谱的研究上，他与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康普顿教授通力合作，证实了近代物理学中有名的“康普顿——吴有训效应”，该效应于192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26年，在美获得数理哲学博士后就毅然回国，回国后，他又坚辞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职务，拒绝去台湾，留在大陆迎接解放，以渊博的学识、高尚的人格折服人；吴有训先后曾供职于国内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国立中央大学等名牌院校，担任过理学院院长、校长等职。解放后又长期在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岗位上，从事科技教育界的组织领导工作。吴有训是开我国物理学研究之先河者，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科技精英。如杨振宁、李政道等人，都曾受到过吴有训的教导和熏陶。所以，当杨振宁、陈省身等著名科学家回国访问时，吴有训先后陪同周恩来、邓小平会见他们。

　　1977年11月30日，吴有训因病逝世，终年80岁。12月7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乌兰夫、王震等参加了追悼会。他的同事和学生，包括严济慈、茅以升、钱伟长、杨振宁等国内外著名科学家都纷纷撰文庆祝。1988年4月，中国人民邮政首次发行当代中国科学家庆祝邮票（一组4张），面值为两角的1张，是吴有训庆祝邮票，其他3张分别为李四光、竺可桢和华罗庚。同年11月，高安中学为吴有训塑像，聂荣臻、方毅、张爱萍等领导为之题词。1990年，邓小平为《吴有训》一书封面题字。直到前不久，著名核物理专家王淦昌教授还在《中国教育报》上撰文，追记缅怀吴有训老师的教诲。

　　【科学成就】

　　吴有训在物理学领域中的重要成就是：在参与康普顿的X射线散射研究的开创工作时，他以精湛的实验技术和卓越的理论分析，验证了康普顿效应。1924年他与康普顿合作发表《经过轻元素散射后的钼Ka射线的波长》。

　　30年代中，他在清华大学讲授近代物理和普通物理学，注重实验课，并指导许多届学生的毕业论文工作。他不辞辛劳，诲人不倦，亲自指导查阅文献，制备实验装置；以严的科学作风培养出许多优秀学生。

　　他毕生致力于中国的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他已多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且年事已高，但仍亲自讲授大学的物理学课程，为培养人才尽心竭力。

　　吴有训在科学事业领导工作中始终认真负责，虚心听取各方意见，择善而从，赢得了同事们的敬爱。他有魄力，有远见，促进了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趣闻轶事】

　　1．不同意“康普顿——吴有训效应”的提法

　　康普顿效应发现于1922年，这一发现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是由于经典物理观念根深蒂固，康普顿效应一经提出，就遭到人们的怀疑和非难。有人认为实验证据不够充分，提出新的实验结果，作出新的解释。向康普顿的结论挑战。

　　为了取得更全面的实验证据，康普顿所在的芝加歌大学物理实验室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其中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吴有训工作最有成效。他以高超的实验技术、严密细致的，为康普顿效应的确认作出了重大贡献。

　　吴有训是1921年底赴美，1922年1月进入芝加哥大学，正好在这两年，康普顿以访问学者身份在芝加哥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1923年，他正式成芝加哥大学教授。所以几乎从一开始，吴有训就和康普顿一起进行X射线的散射实验。康普顿最初发表的论文只涉及一种散射物质（石墨），尽管已经获得了明确的数据，但终究还只限于某一特殊条件，难以令人信服。为了证明这一效应的普遍性，吴有训在康普顿的指导下，做了七种物质的X射线散射曲线，并于1925年发表论文，有力地证明了康普顿效应的客观存在。

　　吴有训进一步研究康普顿效应，并且把康普顿效应的理论向前推进。有一段时期前苏联学者鉴于吴有训的工作对肯定康普顿效应有功绩，因此将康普顿效应改称为康普顿-吴有训效应，吴有训却公开表示不同意，表现了一位科学家求实的态度和谦虚的美德。

　　2．康普顿一生最得意的学生

　　1926年，吴有训以“康普顿效应”为题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同年回国。康普顿非常赞赏吴有训的才干，晚年曾向杨振宁说：吴有训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学生。在他的一本著作中引用了吴有训所作的15种物质散射曲线，这张图一直被各种著作和教科书引用，成了康普顿效应最有力的实验证据之一。

　　3．广开学校大门，促进国际学术交流

　　吴有训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科学研究的组织者。自1926年秋学成归国起，吴有训辗转任教于上海大同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和北平的清华大学等校，前后长达20余年，不但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而且他的教育实践也为后辈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吴有训在物理教学中有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注重基本概念，启发学生从一些简单的事实中领悟出深刻的道理；第二，提倡自己动手，重视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第三，鼓励自学，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第四，重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鼓励学生适当选修外系课程。他还强调教师不能脱离科学研究前沿，并且身体力行，边教书边做研究工作，这就使教学有了丰富的新内容。他也十分重视对外交流，鼓励本系教师到别的系甚至外校去兼课，他本人就曾在北京大学兼过课，同时也注意邀请外系、外校的学者来本系、本校讲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吴有训曾邀请了英国剑桥大学的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Dirac)来华讲学，狄拉克于当年7月到达北平，在清华大学作了三天的学术访问，应正电子有关问题发表演讲，这是当时国际物理学界的最前沿课题之一。此外，丹麦的物理学大师玻尔于1937年初到中国访问时，也应邀在清华大学作过学术报告。这些交流活动无疑使清华物理系的师生们开阔了眼界，也给科研和教学活动增添了新的活力。

　　4．既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又关心技术科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吴有训一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对中国科学院的建设以至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建院初期，他对调整和充实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力量和布局倾注了心血；他既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关心新兴技术科学的发展，强调科学研究应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在制订12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时，他把握学科发展方向，倡议并参加拟订加速发展新技术的紧急措施，为我国半导体、自动化、电子学、计算机技术的起步，做了大量工作。他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他是科学院研究生委员会主任，从50年代起，就亲自过问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中国科技大学创建后，他带到学校讲授普通物理等基础课程。他还非常关心青年科学家的成长。

　　5．主张全面、实事求是地评价物理学家

　　吴有训到晚年还很关心自然科学史的研究工作。1977年10月，就在他逝世前一个月，有位研究物理学史的学者去看望他，他对这位学者谈到了关于如何评价玻尔．K．海森伯等物理学家，以及如何评价哥本哈根学派的问题。他认为应当充分肯定这些物理学巨匠们的科学成就，对他们的哲学思想也应当加以研究分析，不要只一味批判。吴有训还特别谈到了玻尔的人品，认为他的确是一位品格高尚的科学家，并且对中国人民怀有真挚的友情，在评价这样的科学家时，切忌片面和简单化，而应慎重.

　　6．把国民党军警拒于大学校门之外

　　吴有训是一位正直、受国的科学家，早在30年代，他就热情支持青年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时，清华大学往长沙迁移，身为理学院院长的吴有训，由于迁校任务繁忙、紧迫，顾不上妻儿老小，毅然只身随校南下，将一家人留在不久后就沦陷了的北平，这时他的小女儿出生才几个月，这种精神正是吴有训高尚品德的表现，值得后人敬仰。吴有训任中央大学校长期间正是国民党当局镇压进步学生运动的时代，他坚决拒绝军警进入校园搜捕进步师生。他表示，若军警入校捕人，他就辞去校长之职，在他任校长的两年里，军警始终未能进入中央大学捕人。

　　7．既争取外援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有训会见过许多外国的科学家和学术界著名人士，并多次出国参观访问，他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尽力宣传我国的各项成就，新旧社会的巨大差别。在国际合作和交流中，他既学习和充分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争取外援，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维护我国的利益和尊严。

　　8．生活简朴，不谋私利

　　吴有训在生活上十分简朴，对子女的教育很严格。他身居高位，却从未利用职权为自己的子女谋私利，他没有徇私为他的五个子女在中国科学院中谋一个工作。他对此解释说，这样能便于子女们独立奋斗。他认为，如果要给子女们遗留点什么，那只应该是工作的知识和能力。

　　9．生命不息，工作不止

　　1977年11月29日，80高龄的吴有训在家里接待了来访的同事和学生，晚6时许给秘书打了电话，布置第二天研究成立中国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事宜。就在这一天，他对家人说：“需要做的工作太多了，可惜我已80岁了，若能年轻一点就好了。”遗憾的是，第二天他便因动脉瘤破裂导致大出血，在北京地安门东大街84号的家中与世长辞了。

　　←高安吴有训庆祝馆

　　【子弹与尿桶】

　　在高安师范的大操场上，吴有训以宏亮的嗓门说：“老师们！同学们！现在，我向大家讲几句话。本来我是满口高安方言，但我们应该追求进步，改方言为国语，所以，我还是以高安方言加京腔跟老师们同学们讲话。”接着又用英语解说。几句开堂语，引得全体师生掌声不断……

　　稍停片刻后，吴有训接着说：“1992年春，我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在导师康普顿的指导下，从事核子分裂理论的实验工作，获得了巨大成功，不久，我的导师康普顿因此荣获了诺贝尔物理奖，我也获得了哲学物理博士学位。我学成回国之时，导师康普顿高薪厚禄挽留我留校工作，可我没有这样做，我只是想，生我是中国，养我是中国，可我们人祖国科学技术、经济、文化非常落后，我必须把在美国学到的知识，用来报效祖国。”

　　他继续说：“你们要我讲原子弹，但是，我今天不想讲这个，因为我觉得原子弹离你们还很远，目前你们这些学生的任务，就是奋发学习，掌握科学技术，以振兴我中华。我们的农村更为落后。我这次回家探母，看到我们家睡房门角里仍然放着一个尿桶，又臭又骚又不卫生又不文明又影响身体健康。我在美国留学时，写信告诉父母亲，请他们从自家做起，一看门角，尿桶仍然没有搬出去。可见，要改变一种习惯，提倡科学文明，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办到的事情。我认为，‘搬尿桶’不是一件小事，是一件大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经济繁荣昌盛，要强大起来，首先要繁荣我们的科学与文化，才能把我们的思想解放。今天，我们可以从‘搬尿桶’的小事做起，向科学文明进军，以振兴我们的中华。”

　　吴有训的讲话，赢得了全体师生的阵阵掌声……但这个“搬尿桶”的故事并没有完结，1965年秋，吴有训的家乡人黄际辉因公到北京办事，专门拜访了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吴有训先生，吴先生非常热情地请黄际辉到家里用餐，席间，吴有训先生又问起了尿桶搬出去了没有？黄际辉回答说：“还没有。”吴有训先生听后，一时显得心情沉重，不高兴地说：“我们的原子弹都上天了，一个尿桶还搬不动，我们农村还多么落后啊……”

　　今天，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给广大农村带来了生机，处处经济文化繁荣，居住条件改善，人们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变化，一只只尿桶终于从家家户户的门角里扫地出门了，这是文明的一个大进步。“原子弹与尿桶”的故事证明，只有大力加强科学技术的普及，提高全民族、全社会、全体公民的科学文化水准，国家才会更富强，人民才会更幸福。

　　那是1947年的冬天，我国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吴有训先生，在他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期间，返回故乡——高安探母。当时的高安县政府特意在高安县城组织了一次有高安师范及7所中学数千名师生参加的欢迎大会，邀请吴有训先生到会作学术报告。

 [转自宜春市人民政府网]